| 如多征误征的税款、按规定提取的地方附加、按规定提取代征手续费等方面的退税。这些退税都属于“正规税制结构”范围。作为税收支出形式的退税是指优惠退税，即国家为鼓励纳税人从事或扩大某种经济活动而给予的税款退还。其中包括出口退税和再投资退税两种形式。出口退税系指为鼓励出口而给予纳税人的税款退还；退还进口税，即用进口原料或半制成品，加工制成成品后，出口时退还其已纳的进口税；退还已纳的国内销售税、消费税、增值税等。再投资退税则是指为鼓励投资者将分得的利润进行再投资，而退还纳税人再投资部分已纳税款。此外，还有一种“准备金制度”也是税收支出的一种形式，系指企业所得中用于一定用途的所得可作为准备金处理而不纳税，主要有呆账准备金、退休给付准备金、退货调整准备金、奖金准备金、压缩记账等。
在上述这些税收支出形式当中，尽管有税基税额扣除、经济或生计扣除、定期临时扣除、项目扣除、绝对额或比率扣除等等之分，从性质上区分，税收支出的形式可归为应纳税额减免、应纳税所得额减免、应纳税款的延期支付、适用税率降低四大类。如果根据税收支出所要解决的问题、发挥作用的不同领域，概括起来可划分为如下两种类型：财政补贴性质的税收支出和经济刺激性质的税收支出。在促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这些税收支出手段的运用，均可起到定向引导企业行为以及调整企业投资意愿及投资结构的作用。
2、财政支出政策。 在实行政企分开和逐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影响微观经济活动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财政支出政策，除了国家对某些企业的直接投资、增加国有资本金等活动之外，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的各种财政补贴上。财政补贴是国家财政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向企业或个人提供的一种经济补偿。这种经济补偿，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对生产或经营某些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企业，或因提高商品销售价格而给予企业或消费者的经济补偿。它是国家财政通过对分配的干预，用以调节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以此达到定向诱导企业行为、调节供求关系、提高微观竞争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目的，同时维护某些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这种补贴的通常形式，主要有直接面向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补贴，以及对某些融资性投资活动起鼓励、引导作用的财政贴息。经济理论和中外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配合，财政补贴手段的灵活运用，在引导企业资金的流向和流量，支持企业技术更新和新产品开发，促进企业有效改组和联合，以及建立高科技风险投资体系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作用和影响。如近年来我国在实施纺织业“压锭”工程中，在淘汰陈旧设备和落后工艺，鼓励采用高新纺织技术方面对相关部门和企业所实行的“压锭”补贴，就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政策工具，促进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三、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调效应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选择及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塑造和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两大政策的作用环境、作用范围、作用方向及其协调配合程度，一方面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和调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也反过来对两大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明显的影响与制约。从前者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在财政、信贷资金供给上所存在的“大锅饭”弊端，就是形成企业投资饥渴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诱因；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又反过来促使和助长了预算——信贷资金的双重“软约束”痼疾。因此，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效应，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我国的长期实践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充分表明，以数量扩张为主，高投入、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财政、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及二者的协调配合，至少带来了三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特有的速度偏好，造成了巨大的投资压力和持续的投资饥渴，从而给财政、货币政策的需求管理或总量调控目标的实现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困难。特别是在市场竞争环境尚未真正形成，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政府附属物地位尚未根本转变，地方政府片面追求产值、速度增长的行为取向尚未得到有效矫治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资金需求压力，就往往与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企业的“刚性”资金需求交织在一起，致使以间接调控为特征的财政、货币政策手段的运用受阻，作用被化解或被部分抵消。
二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速度效应所造成的经济结构、产生结构失调，往往使财政、信贷资金投入产生双向扭曲的不良后果。即一方面是已经投入的资金因结构不合理、投向偏误而变得使用效益很低，弱化了企业的产出效应和还贷能力；同时这种低效益、低积累能力，又反过来增加了新的、更大的投资需求，从而演化出一种高速度——高投入——低效益——更高投入需求的恶性循环。其结果，财政、货币政策都将在这种循环中陷入困境。因为任何经济政策都既不该导致结构扭曲和低效率，同时又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三是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以“反通胀”为重要目标的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设置了严重障碍。因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既造成需求拉动，又导致成本推动，从而是加大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诱因。这种情况已为我国多年的实践一再证明。
在此还需强调指出的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往往认为，财政政策长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则优于总量扩张。事实上，中外的长期实践都是一再表明，无论是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阶段（时期），两大政策都能对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只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传导通路局部受阻），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我国的最新例证是，1998年以增发1000亿元国债为重点，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政策调整，无疑对适度的总量扩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当年货币政策的调整运用上，包括对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1000亿元国债的配套信贷资金投入，其他信贷投向上对企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生产与消费结构的调整等，货币政策并非是没有或少有结构调整的作用和功效。正是有鉴于此，在促进我国以结构优化为重要内容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两大政策自身及其协调配合运用，既不应失之于偏颇，更不能顾此而失彼。而就在新的体制框架和制度环境中，针对上述弊端，通过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创造条件。 刘溶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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