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增加的公共投资应当尽量着眼于那些具有纯粹“外部性”的非市场盈利性项目上。正如前述，作为财政公共投资重点领域的基础设施，相互间也有差别，其外部性、外溢性以及盈利性程度也较大不同，因而需要财政参与的程度也应有所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目前的政府财力相当有限，为了支撑规模并不大的公共投入就需要更大增长幅度的公债发行，债务的压力意味着必须将有限的公共投入用在最能产生普惠效应的项目上；经济转轨的特性以及非国有经济对增长贡献度已超过国有经济的现实，也内在要求旨在刺激全社会有效需求进而全面启动经济增长的财政公共投资，必须置于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至少同样有所正效用的项目上。这表明，当前通过增加国债发行支撑起的公共投资，应当投入到那些具有纯粹“外部性”的非市场盈利性项目上，除此之外的基础设施项目，应尽量创造机制吸引非政府资本投入。如此，才能使财政政策在符合“公共性”原则的同时，也使一定财政投入起到尽可能大的需求引导作用。

　　4、财政政策的设计及其政策措施的实施必须充分尊重法治化原则。市场经济是法治化经济，这不仅仅是指市场主体的法

　　治化，还包括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这在我国当前经济体制转轨中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政府财政行为的法治化是最为关键的，或者说，由市场经济决定并为之服务的公共财政是法治化财政，即政府财政活动和运作是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进行的，而政府预算法治化是财政行为法治化的基本途径。这意味着，当前以下几点需要格外注意：一是强化政府预算的法律性，杜绝没有法律授权的财政收支活动，这对防止支解财政收支，集中必要财力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确保公共资金不被挪用等，是有积极意义的。二是强化政府预算的统一性，将一切必须纳入预算的收支全部纳入各级政府预算内，尤其是那些既脱离各级政府财政监督又游离于市场约束的所谓“预算外”财力，必须分情况处理，属于市场的归属市场，属于政府掌握的，应通过法律形式纳入政府预算，比如各种收费、政府基金等，以求理情企业负担与市场秩序，为财政政策主动灵活效应的发挥奠定其码的环境条件。三是强化税法的严肃性，政府的税收活动必须依据税法规定行事，这既包括对税入规模的掌握管理，也包括日常的税收征管活动，尤其需要提醒的是，不宜再公开宣布高增长的税收计划，应实事求是地根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和现行税制来预测税收收入情况，作为内部掌握的征管指标；必须依法强化日常税收征管，将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征交入库。四是强化政府预算收支决策的政治程序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各级政府预算收支决策与执行的监督，以确保国家宏观财政政策措施的切实落实。五是强化《中国人民银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政府财政行为的约束，在法律的规范下将财政决策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区别开来，将非市场性的财政行为与由市场盈利性原则指导的商业银行信贷活动区别开来，确保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商业银行信贷的市场性，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作用，也才能从金融层面上杜绝政府对市场活动的不应有干预。

　　5、运用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经济日益金融化的现实以及金融风险防范的迫切性要求。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不仅是一种全球趋势，更是我国经济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的突出体现，但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化在带来资源配置快速高效化的同时，也使市场性与非市场生风险日渐集中，并潜隐到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能力，就不可能保持持续稳定而又健康的经济增长。现在看来，由于金融部门“外部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扩散性，致使政府财政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稳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建立起牢靠健康的金融市场机制，更不可能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应有限度内。这要求，除了必须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外，还应积极充实政府财政，设计与运用的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到对由金融部门“外部性”决定的消极影响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总之，我国目前遇到的经济增长过冷问题，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正因如此，约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就不是纯市场型因素，而是市场型与非市场型因素相互交融作用的结果。

　　我国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市场需求的作用，往往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乃至否定。如何针对体制转轨的这一特点开展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运作，是我们所遇到的崭新课题，也是前无古人的难题。为此，刺激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运作，还必须同时兼顾经济改革的推进。而建立起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则应当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和关键点，也应当是我国目前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运作的基本支撑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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